成功的要義在于，把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時為他人謀福祉
摘自《IT經理世界》 www.ceocio.com.cn
查爾斯-漢迪
本文為牛津大學賽義德商學院高管培訓項目主任蓋伊·哈斯金斯對查爾斯·漢迪的專訪，最初發(fā)表在倫敦商學院編輯出版的《商業(yè)戰(zhàn)略評論》2007年春季號。哈斯金斯的訪談圍繞漢迪《新慈善家》和《思想者：查爾斯·漢迪自傳》兩本新著展開，漢迪闡述了自己對商業(yè)人士素質、成長和成功標準的見解。
新慈善家
哈斯金斯：《新慈善家》一書主要講的是英國慈善家的故事，以及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您為什么選擇這樣一個題目？
漢迪：現在的英國正在發(fā)生百年未有的變化，出現了一批白手起家的新富豪。上一次類似的浪潮是在維多利亞時期，但現在這批人更年輕。他們大多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15年左右之后把它們賣給別的大公司，去尋求更好的發(fā)展。他們手頭有數以百萬計的現款，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渴望再施展一下身手。他們還想再從頭來過，重新創(chuàng)辦一家公司嗎？有些人可能會，但有些人說：“我想做點別的事情，一些更直接更有效地造福于社會的事情?！?/p>
我們的受訪者滔滔不絕地談論如何開創(chuàng)新局面。創(chuàng)造財富，創(chuàng)辦公司也是開創(chuàng)新局面，但他們現在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社會福利事業(yè)中，做一些政府無暇顧及，大多數私人企業(yè)又覺得無利可圖的事情。于是，他們成為了社會企業(yè)家(social enterpreneurs)。我認為這非常棒，我們想鼓勵更多的人加入這支隊伍。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社會已經達到了富足的程度。很多人的錢多得用不完。最近我與一個人聊天，他剛從他的公司給自己安排了一筆數目龐大的退休金。我問他：“為什么？你又不需要這筆錢？”“我當然不需要，再者，我的錢想花也花不完?！彼詈蟪姓J，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大家都知道他值這么多錢。錢對他來說已經只是成功的一個標志，但錢依然是很有用的東西，所以，我們就用它來做點有用的事情吧。新一代成功人士面臨的挑戰(zhàn)之一，就是如何拿多余的錢做點事情。
美國的成功人士一向有向自己的母校、本地的教堂、博物館和醫(yī)院慷慨捐贈的傳統(tǒng)。我相信英國的學校會非常贊賞這個舉動。但比起維護自己母校的尊崇地位，這些新慈善家們更關注一些社會福利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在過去，如果誰有多余的錢，他們會說：“社會問題是政府的事，這個嘛，我們已經交了很多稅了?！爆F在，人們逐漸認識到政府沒有能力做得面面俱到，而且政府可能也不應該包攬所有的事情。于是他們提議：有技術、有經驗、有精力和有足夠的啟動資金的人可以為社會做點事情。
而我做的事情，是預測這一剛剛嶄露頭角的趨勢的未來走向。我認為這個方向就是：“我們怎樣處理我們多余的錢？我們不打算捐贈給政府，我們自己想拿它做點有價值的事情?！边@有可能是未來的模式。
哈斯金斯：您有沒有這樣的擔心：沒有政府協助，流入各個領域或地區(qū)的慈善資金會多寡不均，有的太多，有的太少，還是您認為市場會自動加以調節(jié)？
漢迪：這是一片參差不齊的花圃，很多人希望有大型的慈善組織或政府來集中管理這筆錢，但是我贊成百花齊放。有一些花會枯萎死去，在公益事業(yè)中——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把這稱為市場——也有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現象。我認為這些人給公益事業(yè)注入了一股很好的創(chuàng)新實驗精神。他們以后需要與成熟的慈善組織合作，因為他們不想一直做下去。他們是創(chuàng)業(yè)家，不是適合守業(yè)的人，他們自己會處理好的。他們會發(fā)揮很大的作用，我不想過度地引導他們。創(chuàng)新實驗極具價值，即便有些會失敗。
哈斯金斯：您在《思想者：查爾斯·漢迪自傳》里曾經談到您不贊成募捐。那您認為在西方社會日益富足的情況下慈善組織應該如何做呢？
漢迪：這些新慈善家的故事告訴我們，你完全可以一邊做企業(yè)，一邊做慈善。慈善組織在籌款和維持運營兩項上往往花費不菲。我在書中寫到的新慈善家之一戈登·羅迪克是社會企業(yè)的投資者，社會企業(yè)是他的說法，例如他出資成立的Big Issue。Big Issue像公司一樣運營，但所有的收益都歸Big Issue慈善基金會所有。他還是另一家社會企業(yè)Belu的出資人之一。這家瓶裝水公司宣稱自己有三大特色：獨特的水源、出色的包裝設計、全部純利潤都用來資助潔凈水項目。
也不是所有的慈善組織都可以這樣運營。例如，你不能這樣運營一個癌癥慈善組織，但是它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賺錢，或許比募捐到的要多。我只是感覺一味地募捐有點有失尊嚴。我更喜歡這些新慈善家用的詞。他們把自己看作慈善基金會的投資者，而不是捐贈者。如果你投資什么事情，你會對它持續(xù)加以關注。與每年給導盲犬項目寫一張支票相比，在做長期而重要的大型策略性慈善項目時，把自己當作一個慈善企業(yè)的投資者會讓你更多地參與其中。
當然，慈善組織反過來也要對投資者負責，向投資者解釋如何運作慈善基金，項目有何影響和成果。他們往往只是說：“給我們錢，信任我們?！蓖顿Y者希望多一點回饋，我認為這種態(tài)度是有益的，因為有些慈善組織的工作效率不是很理想。
慈善組織的事業(yè)是偉大的。我經常對企業(yè)說：“是不是很有意思，資金對于慈善組織來說，和它對企業(yè)一樣，都是及其關鍵的因素。但慈善組織不談錢和利潤，他們對外面講的是理想和目標。人們把這看成是慈善組織的份內工作。”我更經常對企業(yè)說的是：“賺錢和利潤對企業(yè)來說當然很重要，但這只是份內之事。多談一點你想為這個世界做什么，談談你想發(fā)揮什么影響。當然你必須告訴股東你打算怎樣去具體實施。你得注意說話的方式，否則會讓別人覺得這就是你全部的目的，會惹人反感，讓人覺得你很自私?！?/p>
成功的要義
哈斯金斯：您為倫敦商學院留下的永久性貢獻之一是您創(chuàng)辦的斯隆經理人培訓項目。 您認為現在的商學院學生應該擁有什么樣的能力和素質？其中哪些是特別重要的？
漢迪：我剛加入創(chuàng)辦之初的倫敦商學院時，我真的以為我將幫助改變英國商業(yè)界的面貌，使之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重要陣地。我指的不僅僅是賺很多錢。我以為我們能讓組織成為更有意思的工作場所。我以為我能夠幫助未來的經理們公平公正、卓有成效地管理他們的企業(yè)。
10年之后，我很憂慮，因為我發(fā)現我做的只是在幫助有錢的年輕人變得更富有。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年輕人想盡快還清他們的學費貸款，但是我感覺我一直希望年輕人擁有的一些社會理想在他們這里消失了。他們做決定是著眼于短期需要——在咨詢業(yè)和銀行業(yè)找一個高薪職位，而不是做一線管理或投身到創(chuàng)業(yè)型企業(yè)中去實現理想。我不知道現在商學院的情況如何，我那時覺得我們的課程有點太狹窄。
我在《自傳》里寫道，當院長問我打算教什么時，我說“管理”，因為我一直都在教管理。院長的回答令人難忘：“我們在倫敦商學院不教管理，我們教營銷、財務、經濟和生產?！彼f的沒錯。我們教這些商業(yè)和管理的片段和點滴，至少在我任教的期間，我們沒有幫助學生把這些東西組合成一個整體，也沒有在課程中注入價值觀和意義，以及超越一個組織的狹窄界限，對公司之外的世界的認識。
新組織的領導人需要了解周圍世界的動態(tài)，我指的周圍世界不單是商界。他們需要了解政治局勢。這些東西教起來很難。我們可以讓各種不同的人都來接觸和了解這些東西，從柯芬園的戲劇總監(jiān)到主教到高級警官到工會領導等等。我在斯隆項目的早期就是這么做的。這些學生正處于從專業(yè)職務到全面管理角色的轉換過程中，因此我把它設計成一個開闊視野的課程。但是，如果不留意這一點，商學院教育往往會讓人的視野變窄，而不是更廣闊。
最后，正式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認識和理解自我的一個機會。我曾經說過學習就是在一種沉靜狀態(tài)下獲得對過去的感悟，是在資深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過去學到的東西進行反思的一個機會。在商學院緊張的日程安排下，學生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認真思考他們學過的東西、他們的真正的技能和才能所在、以及將來如何把自己的所學所長加以運用。在我退休后返校執(zhí)教的那段時間， 我教授的就是這樣的課程。你從生活中學到了什么？你打算怎樣去運用它？
哈斯金斯：您的第一個外孫萊奧現在還是一個兒童。20年以后，他將參加工作。您希望萊奧擁有什么才能和品質？他如何獲得這些才能和品質呢？
漢迪：自信、較高的情商、清楚自己的優(yōu)點和弱點、了解自己，也就是說，我直到60歲才擁有的這些東西，要是萊奧在30歲的時候能達到這個水平就好了。
我希望他接受的教育能讓他發(fā)現自己的才能所在，不管是體育方面的，智力方面的還是表達方面的。我對自己的孩子說：“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不要找工作?！彼麄円苫蟛唤獾乜粗?。我說：“我不是讓你們去領失業(yè)救濟金，靠國家養(yǎng)活。我想讓你們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歷和體驗，等你們30歲的時候，你們可能想去某家公司做份工作。那時你會發(fā)現他們不怎么關心你在大學的成績，而是對你的經驗和經歷感興趣。那么你就有實實在在的東西可以告訴他們，而你的經歷不是在類似公司做小職員的一些經歷。”
我記得很久以前去日本，跟日本人討論他們的“緩慢積累式的人才培養(yǎng)計劃”。我問：“你們對于優(yōu)秀人才有沒有一個發(fā)展的快車道？”他們說有，然后做了一番介紹。我聽后說：“你們是有一個快車道，但這個快車道是橫向的”。日本人的做法是，如果他們真看好一位員工，就在5年之內讓他到不同部門換崗，在不同的上司指導下工作，以發(fā)掘這位員工的能力。你是東京大學的工程專業(yè)高材生，并不一定意味著你一輩子都想做工程師。他們想發(fā)現你最擅長干什么，在你職業(yè)生涯的早期讓你有一個了解自己的機會。
提供這種機會的公司不多，但是你可以自己來實現這一步。不斷體驗，直到發(fā)現你適合干什么，到30歲的時候，或許你能找到生活中最重要，最能代表你自己的5件東西，也就是說，你對自己已經有了足夠的了解。
我對成功的理解基本上來自亞里士多德的觀念。他把成功稱之為Eudaimonia(積極的幸福)。我把它理解為：把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時為他人謀福祉。聽起來很老套，也很簡單，但發(fā)現自己最擅長干什么卻不那么簡單。
活出“真我”
哈斯金斯：您認為信仰在下一代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漢迪：我認為，一個人必須有點信仰才能生存下去。我生長在一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年代和家庭。我逃離了，然后又回來了，但是我不再信仰哪一種具體的宗教，因為我認為許多宗教都倡導了一些重要的理念。在“哥林多前書”第13章4-7，即在基督教婚禮上新人們經常誦讀的那段著名經文中，保羅向人們說明了真正重要的東西——信任、希望和愛。我把這理解為“我們必須有某種信仰”。
我們必須相信生命有一個目的，我們必須相信明天世界會更好，我們必須學會愛。東方人說，幸福在于事業(yè)有所作為，生活有所追求，情感有所寄托。這是他們眼中的幸福。實際上我們對幸福的理解也與此相通。到最后，隨著人們年事漸高，對于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朋友，以及對社會已有所貢獻的欣慰。最好的宗教都用各自的故事和傳說來闡明這些教義，要知道，幾千年前，在這些宗教的創(chuàng)立之初，人們傳播宗教靠的不是書本而是講故事。這些故事不在于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它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
耶穌復活的說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只不過我把它稱為“再創(chuàng)造”。我認為人們可以開創(chuàng)自己全新的生活，并彌補自己以往的過失?，F在的人們不再說自己有過幾種“職業(yè)”，而是說有過幾種“生活”。我曾有四種不同的生活，每一種新的生活伊始，我都盡力修正過往的不足和遺憾。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忠實于自我，活出“真我”(white stone)，并且能夠嘗試著清楚地告訴自己，你的真我到底是什么。
在跨出大學校門之際，你的羽翼并未豐滿。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對自我狀態(tài)的認識和反省。這跟學習最新的商業(yè)規(guī)律一樣重要。有一位好的伴侶非常重要，你可以跟他/她分享你的擔憂、希望和喜悅。我最好的教育是每天早上散步時，我太太伊麗莎白同我的談話。她是我的導師，我也是她的導師，這對我們都很重要。當然，婚姻不是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但是對方必須是一個你在他/她面前可以保持真我的人。
我對這個世界的擔憂是我們有過于強烈的緊迫感，外界對我們施加的壓力和影響力太大，我們已經喪失了主導自己生活的能力。這就是為什么人們離開組織的原因。組織必須給予人們更多空間讓他們去發(fā)揮和創(chuàng)造。否則，人們就會像咨詢公司的負責人那樣離開，他的理由就是：“太可怕了，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應付別人的日程安排”——我們不再設置自己的日程，我們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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